那年装修，最后一道工序是安热水器，对于我这样一个酷爱洗热水澡的人来说，它无比重要，所以我第一个冲进浴室打开水龙头。

但是等，又等，十分钟后热水都没有出来，我跑去看热水器，里边“呼呼”地正在燃烧着，但热水跑到哪里去了？突然听到保姆在另一个厕所里狂呼，“屎都要煮开了”，原来热水器管道安装反了——把热水道安在马桶上，而淋浴器却接通的是冷水。

找装修公司，不以为然，“安回来就是了嘛，着什么急”。

很长时间，中国人对于厕所的态度完全就像农村人对内裤的态度，天然地就觉得那是一个肮脏的所在，自然地就很道德化地鄙薄它，走在祖国的各条高楼耸立的大街上，有时你还真没法从外套上分清哪些是城里人哪些是乡下人，但你可以看衬衣领口袖口，可以看袜子……到高档社区阳台上也可以分辩出哪些人家的品位，要是晒着大红大紫的大裤岔子，那也就是一刚刚挖了一处矿发了的暴发户。

从“茅房”到“厕所”到“卫生间”到“洗手间”到“REST ROOM”，名称的不断升级表明着中国人厕所态度的提升，从一家人合用一间到“主卫”和“客卫”的分工，表明中国人正在注重私秘性和心里洁净。我曾看见一家住在别墅的人，一儿一女老头老太太加上这夫妻俩，一共五间卫生间，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卫生间个性化。当然，老头老太太那间的个性化装修不过是在马桶边上多加了个扶手，怕高血压突发带来的意外，这样很好，很人性化，但是男主人不好的地方是把他那间硕大无比的卫生间里，在马桶隔壁安了一个我们常在公共场所使用的站立式小便器——虽然分工明确，但实在有点夸张。

中国人最可怕的不是没有追求进步的精神，而是这种精神太过泛滥，在装修公司的带领下，很多有钱及有追求的人家对于厕所的装修开始无以复加，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有钱人家，浴缸采用的是全透明的玻璃缸，据说是看了莎伦。斯通在某部电影里的镜头产生的灵感，在跑到上海定做了这样一个浴缸后，他们很浪漫地把它贡在浴室里。但情况很惨。

因为莎伦斯通是魔鬼身材，她在透明的浴缸里把凹凸有致的身体表现得让人流鼻血，但这户有钱人家个个腰身都和轮胎一样，可以想像，泡在里面有点像待洗的一盆肥肠，没让人流鼻血，倒让人流口水；我当然没有机会去亲眼观摩，但是我可以想像，如果这户人家碰巧看到的是另一部古色古香的电影，那么是不是要在浴室里安上一个景泰蓝的浴缸？那么就更可怕了，因为这要么很像当年吕雉太后剁了皇上某个丽妃的手脚后放在很考究的罐子里的情景，要么就是明朝李时珍为了试验神秘草药特制的“泡缸”。

中国人还是很可怜，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由于方法的错误最后让自己活受罪，一段时间流行“TOTO”，一段时间流行“美标”，一段时间流行有意大利手工标志的烤瓷马桶，当然最多的装修就是把自已在度假时所见所闻大一统到一起，弄一个“假日酒店”的矮浴缸，配上一个海滨式的马桶，下嵌式面盆是一定要弄的，假装斯文的则把马桶周沿裹上厚厚的套子以示屁股是受不得一点风寒的——其实看看保罗·福塞尔的《格调》就知道：这样把马桶裹上套子的作派正好是美国下层人民的最爱。美国下层人民没什么不好，但求你了，你得朴素，别用着下层人民的套子却还做出一副刚刚从华尔街某座大厦里走出来的样子。

大杂烩式的装修是可怕的，它导致你仍然是在桑拿里洗澡，在酒店里蹲点，假装在南亚洗泡泡浴，但是洗脸毛巾却是合肥或石家庄针织某厂出品的物事，在中国自来水根本无法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用了几天，毛巾就变成了抹布，要是碰巧你是一油性皮肤的哥们儿，那连抹布都谈不上，更像火锅里烫得三分熟的毛肚。

这不是最可怕的，不知受哪种刺激了，有些人家在厕所装修一节上特别的要表示浪漫，但最终因方法错误把“浪漫”搞成了“烂漫”——整个浴室采用透明墙体，门正对着自已的卧床，先不说从风水角度而言这是大忌，单单试想，你早上睡眼矇眬就看见自己的心爱之人坐在马桶上出恭，眼屎未干地刷牙、剃腋毛、挤痘痘，时间久了，会有心理疾病的。

把厕所和浴室分开是正确的，因为这根本就是两种生活功能的所在，但中国人又开始混杂这两种功能，比如说把洗衣机和烘干机放错地方，比如说把擦手纸和便后纸乱放，当然最不合理的细节是，厕所和浴室功能分开了，但空间却没怎么分开，导致要入厕的人和要洗澡的人进去之间要先打个商量，“你先还是我先”，否则，即使是亲人，谁愿意在刷牙时闻到另一种异味隐隐约约飘来。

厕所已改名“主卫”“客卫”，空间也变大了，里边甚至还会摆放一两盆花草，但看上去那么虚假，那么累，中国人从不注意厕所态度到态度过份，这好比原来穿花裤岔的人开始明白内衣的重要性，就CK内裤了，但为了以示庄重，却把内裤穿在了外面，而且不撕名牌商标。

 

小时候看《上甘岭》,天上美军飞机狂轰乱炸,洞外还不时响起被引爆的地雷,并没有水,只有干得把喉咙扎破的压缩饼干,但我军战士仍然可以安然入睡,这种神情让人钦佩,怎么不会打败美国大兵;三天前带着儿子去看《纳尼亚传奇》,后面坐着一对男女,男的可能生意做得很WTO,每隔五分钟就要接听一个手机,从开“麻辣烫”系列店到回收神六火箭残体不一而足,而且铃声是节奏激昂的《卡门》,女的则寻找男的接听电话的空档饶有兴致地讲解即将发生的故事情节,“这个小男孩一会儿就要背叛兄弟了”“别怕,那头狮子死不了,等会儿就复活”,偶尔,还会亲昵地耳语一句,然后两人哈哈大笑。总之,弄得太平洋院线的这个小厅里轰轰烈烈的。

我几次回过头去,想通过这种转体运动来暗示他们,但他们浑然不觉,我很想对他们说“对不起,我都听不见了”,但突然又想起一篇英语课文里讲到的一个段子:那对男女会很不屑地回答,“这是我俩之间的私人谈话,为什么要让你听见”……

我不同意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公德心的说法,这好像和道德没太多关系,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所致,和中国人坚强的耳膜有关。

有段时间我对城西某别墅区很有兴趣,开车去了两次:第一次觉得如果我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凑钱去买的话,路程有点远;我反复思考后,用“红军不怕远征难”来说服了自己,于是第二次开车去那里,便在和导购攀谈时才发现我们的交流有点困难,因为我不太听得清对方的声音,抬头望去,才看见天上的飞机如织,波音、空客巨大的引擎声每隔二分钟就要淹没我们的耳膜。

我放弃了,但我放弃并不意味着大家也要放弃,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声音就可以阻止这里成为所谓高档的别墅区,因为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声音毫不在意——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装逼说我不是中国人,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熬夜写字,对于一个靠码字为生的人而言,神经轻度衰弱是很正常的。

听说当年纳粹折磨犹太人就是把他们放在军用机场里去轮班审问,一夜两夜三夜……由不得你不疯狂。但老外太娇贵,广州老白云机场边上就有好多排看上去很高档的民宅矗立在跑道边上,房价还不低,而北京,从四元桥到首都机场高速沿线也有一大批别墅群,里边住的是北京有头有面的腕儿们,比如说那英、郝海东等。但他们好像也无所谓成天每隔几分钟就经过一趟甚至数趟的航班,除了耳神经坚强,我考虑过可能也因为中国人足够浪漫,当年聂耳们经常把头从小阁楼天窗处伸将出来拉小提琴,不仅要提防隔壁阿姨的洗脚水,还要注意天上扔炸弹的日机,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最终还是要战胜恐惧,还是要战胜所谓听觉环保。

有时候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主要指欧洲人)好像根本就是两类物种,比如说中国人听京剧要吆喝,一个最懂戏的人在紧要关头“好哇”一声,然后带动如雷灌耳的“好哇”;这事儿要放在意大利人听歌剧,你要是在《图兰朵》第三幕时叫声“好哇”,肯定被保安给叉将出去。另一个例子就是吃饭,那次一帮重庆人在法兰克福吃饭,吃得高兴,就划起“乱劈柴”来,结果三分多钟后来了一个中队的警察,因为有人打电话报警。

所以,当神州大地形形色色的高档住宅其实是处在飞机航道下时,你一点不要感到奇怪。小时候我曾随父亲在新疆驻扎,就驻扎在哈密至乌鲁木旗的铁道沿线上,每晚听到很有节奏的蒸汽机车“轰轰”而过的声音进入梦乡,而且铁道兵团所有人都是这样“轰轰”地进入梦乡——所以后来跟母亲回到还算恬淡的成都后,没有了“轰轰轰”,我就常常失眠。糟糕的不是这个,糟糕的是后来我终于不失眠了,却又摊上了楼下的卡拉OK。

中国人从不介意住在闹市,家住闹市区成为某种地道城区血统的标志,后来由于城市发展搬到近郊,耳畔没有了喧嚣,就会失眠,所以当被中国人视为高级货的“飞机”分分钟掠过头顶,他(她)不会认为这是在骚扰生活,而视为天籁之音。

2000年悉尼奥运时,我受邀去著名记者毕熙东的妹妹家作客,他妹妹嫁到澳洲后在悉尼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很漂亮,也很便宜,大概是其它区域的一半价格吧,问“为什么”,得知因为飞机每隔三分钟要从头顶经过一次,所以真正有钱的人都不会住在这里。后又得知,该区人民们时时向政府抗议,施压机场把“航道”朝南再挪五公里,而且限期那任政府完成,而竞选的在野派抓住机会在报纸上大肆承诺,一定会让航道从头顶上滚蛋。

中国人有因没及时通上天然气而向政府投诉的,有因绿化带被侵占向开发商抗议的,有嫌火锅店日夜扰民而打电话报警的……但没听说过因飞机的噪声闹过事的。可能还是觉得飞机是个神秘的科技产品吧,套用《寻枪》里一句“老树精”的台词:天上的事情,我管不到。

飞机多伟大呀,有段时间我和一帮空姐很熟络,个个长得如花似玉的,但就是心理压抑,别看在天上笑得灿若桃花,其实心里边咬牙切齿的,因为日复一日的飞行噪音对她们是深入骨髓的折磨,不信,你要是足够细心,哪天坐飞机时悄悄溜到后舱偷听一下空姐的私下谈话,十有八九是在骂娘,不是骂某个刁钻的乘客就是骂苛刻的乘务长,一副简直想拉开紧急闸门把手往下跳的样子。我被提醒,千万不要喝飞机上的茶,因为心绪不佳的空姐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比如说……

唉，花大把钱，住到了乡下，以为过上了天堂般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但天堂上却依然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